他才是九一八事变中唯一不执行不抵抗政策的抗日先驱

1931年9月18日夜，沈阳城的炮火划破夜空时，东北军高层的“不抵抗命令”像一道冰冷的枷锁，捆住了无数官兵的手脚——北大营的士兵眼睁睁看着日军冲进营区，却只能把枪锁进库房；兵工厂的守卫听着爆炸声，却接到“不许还击”的指令。可你知道吗？在这片“挺着死”的绝望里，有一个人偏要“迎着打”，他不仅敢违抗最高指令，还带着一群非正规军跟日军硬拼，甚至在东北大地拉起了一支数万人的抗日队伍。这个人是谁？他到底做了什么，能成为九一八事变后唯一不执行“不抵抗政策”的抗日先驱？今天咱们就好好聊聊这位硬骨头将领——黄显声，看看他是怎么在绝境里撕开一道抵抗的口子，又是怎么用行动告诉所有人：中国人的骨头，没那么软！

要讲黄显声，就得先说说他为啥敢“抗命”。凡是了解他的人都知道，这不是一时冲动，而是早有准备。黄显声是土生土长的辽宁海城人，打小就看着日军在东北耀武扬威，心里早憋着一股劲。后来他进了东北陆军讲武堂，跟着爱国将领郭松龄学军事，更把“守土卫国”四个字刻进了骨子里。1928年他当上辽宁省警务处处长，一上任就察觉出日军不对劲——频繁搞演习、偷偷增兵，明摆着要动手。所以他没等上级指令，就悄悄把全省的警察改编成“公安队”，给队员们配步枪、练射击，甚至还弄来了几挺机枪。有人劝他“别惹事，等大帅（张学良）发话”，他却皱着眉说：“等发话？真等日军打过来，咱们连拿枪的机会都没了！”你看，正是这份提前的准备，让他后来有了抗命的底气。

1931年9月18日夜，日军炮击北大营的消息传到沈阳市公安局时，黄显声正在灯下看文件。他抓起电话就打给东北军参谋长荣臻，声音都带着急：“荣参谋长，日军都打进北大营了，我带公安队过去增援！”可电话那头传来的，却是荣臻冷冰冰的指令：“张副司令有令，不许抵抗，等待交涉！”听到“不许抵抗”四个字，黄显声当时就火了，在电话里直接反驳：“等待交涉？日军都快冲进沈阳城了，再等下去，整个沈阳就没了！公安队虽不是正规军，但我们愿以死保城！”我敢说，那一刻他心里很清楚，违抗指令的后果可能是丢官、甚至掉脑袋，但他更明白，要是真不抵抗，东北的父老乡亲就完了。

挂了电话，黄显声没半分犹豫，抓起桌上的军帽就往外走，对着值班的参谋吼道：“传我命令！各分局、各公安队即刻进入阵地，阻击日军，保护市民，谁也不许撤！”你想想，当时的沈阳城有多乱？东北军正规部队都在往后退，只有公安队员们扛着枪往前冲——在沈阳火车站，第二分局的警察依托站台打退了日军好几次冲锋，一直守到凌晨3点；在小西门，队员们扔手榴弹炸了日军一辆装甲车，还击毙了7个日军士兵；黄显声自己也没闲着，带着公安总队在大北门督战，手臂被流弹擦伤了，他随便用布条一缠，接着喊：“别退！咱们多守一分钟，老百姓就能多撤一分钟！”

可毕竟公安队的装备太简陋了，日军有装甲车、有重炮，而他们大多只有步枪和手榴弹。到了19日清晨，日军已经把沈阳城围得水泄不通，继续守下去就是白白牺牲。所以黄显声咬着牙下了第二道命令：“分批突围，往锦州集结，沿途不许扰民，咱们留着命，以后接着跟日军干！”就这样，他带着残余的队员们突破日军包围圈，连夜往锦州赶。这一战，虽然没能保住沈阳，但你得知道，这是九一八事变后，中国第一支有组织反抗日军的力量！不仅打破了“不抵抗”的死局，更让东北的老百姓看到了希望——原来还有中国军人敢跟日军打！

到了锦州，黄显声没歇多久就开始琢磨：光靠这点公安队，根本没法跟日军长久对抗，怎么办？他想到了东北的老百姓。九一八事变后，不少农民、猎户自发组织了“红枪会”“大刀会”，拿着大刀长矛跟日军拼命，只是没人领头，成不了气候。所以黄显声直接去找张学良，递上了一份《组织民众武装抗日的建议》，说：“咱们正规军撤了，但老百姓没撤！我想以公安队为骨干，把这些民间武装收编起来，组建‘辽宁抗日义勇军’，跟日军打游击！”张学良当时也被“不抵抗政策”绑着，可看着黄显声坚定的眼神，还是点了头，给了他“辽宁全省抗日义勇军总指挥”的头衔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黄显声就成了“抗日红娘”，到处联络民间武装。他派手下人去跟“红枪会”的首领谈，第一句话就是：“咱们都是东北人，都不想当亡国奴，要是能一起干，我给你们粮、给你们枪，咱们一起把日军赶出去！”有个叫高鹏振的首领，外号“老梯子”，原本带着几百人在辽中县打游击，听说黄显声要收编，专门跑去找他。两人一见如故，高鹏振拍着桌子说：“黄司令，我信你！只要能打日军，我老梯子的人都听你指挥！”黄显声当场就给高鹏振的队伍授了“义勇军第5路军”的番号，还送了他们100支步枪。就这样，不仅公安队成了骨干，民间武装也聚了过来，更重要的是，老百姓也开始主动参军——锦州的招募处一开门，农民放下锄头就来报名，学生背着书包就来参军，短短一个月，义勇军就从2000人扩到了2万多人！

为了让这支队伍有战斗力，黄显声还专门制定了《作战守则》，第一条就是“不扰民”。有一次，一个义勇军士兵拿了老乡一个红薯，黄显声知道后，当场就让这个士兵给老乡道歉、赔钱，还在全军面前说：“咱们是抗日的队伍，要是欺负老百姓，跟日军有啥区别？以后谁再犯，军法处置！”而且他还从公安队里抽骨干当教官，教义勇军射击、埋地雷、打游击。换句话说，他不仅把人聚起来了，还把这支“杂牌军”练成了能打仗的队伍。

1931年12月，日军果然来攻锦州了，这次他们带了第20师团和独立守备队，兵力是义勇军的好几倍。黄显声一点没怕，把义勇军分成好几支，在大虎山、沟帮子一带打游击。你猜怎么着？义勇军第3路军在大虎山炸了日军的铁路桥，把日军的补给线断了；第5路军在沟帮子伏击了日军的运输队，缴获了200多支步枪、100多车粮食；黄显声自己带的公安总队，则在锦州城郊设防，硬是把日军挡在城外好几天。可遗憾的是，国民政府根本没派一兵一卒来增援，日军越打越多，锦州终究是守不住了。黄显声只能又一次下令撤退，临走前他看着锦州的方向，红着眼说：“兄弟们，咱们今天撤，不是怕了，是为了以后能再打回来！”

撤到敌后之后，日子更苦了。日军搞“三光政策”，见着义勇军的根据地就烧，见着帮过义勇军的老百姓就杀。黄显声带着队伍在辽西、辽北的山里转，粮食吃完了就挖野菜，衣服破了就补补丁，不少战士冻得手都握不住枪，可没人说要投降。有一次，一个小战士问他：“司令，咱们还能打回沈阳吗？”黄显声蹲下来，拍着小战士的肩膀说：“能！肯定能！只要咱们还在打，东北就不算丢，老百姓就还有希望！”而且他还没忘了联合其他抗日武装，专门派人去吉林找李杜、去黑龙江找马占山，跟他们约定“互相支援，一起抗日”。就这样，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的义勇军连成了一片，把日军搅得鸡犬不宁。

可毕竟实力差得太远了，到了1932年秋，义勇军从5万多人减到了1万多人，弹药也快没了。黄显声知道，再这么硬拼下去，队伍就全打光了。所以他把剩下的队伍交给副手，自己偷偷去了北平，想找张学良再要些支援。可到了北平他才发现，国民政府还是老样子，嘴里喊着“抗日”，实际上还在搞“攘外必先安内”。张学良也没办法，只能叹气说：“显声，不是我不帮你，上面不同意啊。”黄显声听了，心里又急又痛，他说：“东北是咱们的家，要是连家都守不住，再怎么‘安内’有啥用？”

但黄显声没放弃。1933年长城抗战爆发，他主动请战，想上前线，却被拒绝了；1935年日军搞“华北五省自治”，他又开始联络爱国学生和进步人士，给东北的义勇军筹钱、送药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时候他认识了中国共产党，通过中共地下党员阎宝航，他了解到“停止内战、一致抗日”的主张，心里一下子亮堂了——原来这才是真正能救中国的路！1936年，他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还利用自己在东北军的影响力，帮着推动东北军和共产党合作，为后来的西安事变出了不少力。

可也正是因为他太“敢”了，太不跟蒋介石妥协了，1938年春天，他在武汉被国民党特务抓了。从贵州息烽集中营到重庆白公馆监狱，他被关了11年。特务们用尽了办法，又是利诱又是威逼，说只要他“脱离共产党、不再提抗日”，就能放他出去，还能恢复军职。可黄显声每次都冷笑一声，说：“我这辈子，就干两件事：抗日，救国。要我放弃，除非我死！”在白公馆里，他还经常给狱友们讲东北义勇军的故事，鼓励大家坚持下去。我敢肯定的说，那11年的牢狱之灾，没磨掉他半分骨头，反而让他更坚定了。

1949年11月27日，重庆解放的前几天，国民党特务开始疯狂屠杀革命者。当特务的枪口对准黄显声时，他没皱一下眉，反而大声说：“我为抗日而死，为救国而死，死得值！”这一年，他53岁，没能亲眼看到新中国成立，没能亲手打回沈阳，可他用一辈子的行动，活成了抗日先驱该有的样子。

现在回头看黄显声的故事，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，心里又敬佩又难受？他不是什么手握重兵的大军阀，只是一个警务处处长，却敢在所有人都“不抵抗”的时候站出来；他明明可以像其他人一样，躲在后面保命，却偏要带着老百姓跟日军拼命；他被关在牢里11年，明明可以妥协保命，却偏要把“抗日”两个字刻进骨子里。进一步理解的话，黄显声的意义，不只是打了几场仗、拉了一支队伍，更在于他打破了“不抵抗”的绝望——他用行动告诉所有人，不管时局多黑暗，不管对手多强大，中国人里总有敢站出来的硬骨头；他也告诉我们，抗日从来不是某个人的事，而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。

所以，当我们今天纪念九一八事变时，不该只记得“不抵抗”的遗憾，更该记得黄显声这样的英雄。他这才是真正的抗日先驱，是值得我们永远记住的名字。最后我想问问大家：如果回到1931年的沈阳，面对“不抵抗命令”，你会有黄显声这样的勇气吗？你还知道哪些九一八事变中敢反抗的英雄故事？评论区跟大家聊聊，让更多人记住这些不该被遗忘的名字！